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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實行項目法人責任制，項目法人按照公司法或企業法等相關法律制度進行組建，名義上具有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運作，其投資項目視為經營性項目，按照規定實行資本金制度，但其融資的主導思維具有鮮明的債權導向特征。我國基礎設施融資模式創新，實際上主要關注債權主導的融資模式創新。即便是名義上的股權融資，往往也會通過明股實債、過橋融資、固定回報、兜底擔保等各種方式體現出本質上的債權融資特征。投資項目的資本金轉讓，主要停留在退出和回收的思維邏輯之中，具有明顯的債權主導思維的路徑依賴。這種狀況不利于優化項目治理結構，形成長期可持續的基礎設施項目資金動員機制。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動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從債權主導轉為股權主導，扎實推進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深化改革，為基礎設施項目的持續運營和項目法人治理結構優化奠定健康合理的資本結構基礎。

一、中國基礎設施融資債權主導思維積重難返

（一）項目資金籌措主要沿襲債權融資的慣性思維

建設項目的資金籌措，應該包括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兩種基本類型。但是，在中國的建設項目資金籌措實踐活動中，項目融資一般偏向于專門指向債權融資，而且主要是指銀行貸款融資，融資即專指銀行貸款，習慣上將股權融資排除在項目融資的范疇之外，已經形成約定俗成的思維習慣。

中國基本建設投資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國家統一管理的制度，建設計劃由國家統一下達，建設投資由國家統一分配，建設資金由財政撥款無償使用，實行統收統支的管理制度，造成敞口花錢，工期拉長，比例失調，投資無效等弊端。為增強資金周轉觀念、還本付息觀念和投入產出觀念，明確投資使用的經濟責任，以控制投資規模，改善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1979年開始按照資金有償使用的原則，從財政無償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實行“撥改貸”改革，從而確立以“債權融資”為主導進行建設項目資金籌措的模式。過去30多年來，中國基礎設施投融資雖然進行了各種改革，但一直沒有跳出“債權融資”的基本思維定式。通過以銀行貸款為主的債權融資，實施了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如廣東的橋，山東的路等等，解決了重大工程建設資金的瓶頸問題，對于推動基礎設施跨越式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也引發借款償還的信貸風險問題。

為了解決基本建設項目過分依賴負債融資的問題，國務院于1996年發布《關于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試行資本金制度的通知》（國發[1996]35號），要求從1996年開始，對各種經營性投資項目實行資本金制度，明確提出項目資本金是指在項目投資總額中，由投資者認繳的非債務性資金，項目法人不承擔這部分資金的任何利息和債務。投資項目只有符合最低資本金比例的要求，才能從銀行或資本市場籌措債務性資金。我國基礎設施項目基本由企業負責投資建設和運營，因此應歸屬于經營性項目，必須符合資本金管理的相關規定。

在過去20多年項目資本金制度的應用實踐中，雖然一直強調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中，必須保證滿足資本金最低比例的要求，但在實際操作層面，無論是項目資本金還是債務資金的籌措，就其本質而言主要是按照“債權融資”的思維邏輯進行主導實施的。企業通過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各種負債融資方式所籌集的資金，被視為企業的自有資金，從而可以作為企業擬建項目的資本金使用。作為建設項目資本金來源的各類自有資金，若實行資本金穿透管理，絕大部分資金都能追溯到其債務資金的原本屬性。真正能夠追溯到源頭上屬于權益資金性質的資金比例非常有限，從而使得國家規定的對投資項目資本金最低比例進行管控的相關制度的貫徹落實大打折扣。

實行投資項目資本金制度的最主要目的是要管控投資風險，尤其是要降低銀行貸款的還本付息風險。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成為貫徹落實資本金制度積極性最高的利益相關方。但是，這種積極性在現實中往往僅局限于表面上的形式性審查方面，而不是真正關心項目投資的真實可行性及還本付息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基礎設施項目資本金比例的合規性審查，更多地體現為形式上的政府主管部門的行政許可背書方面，即認為凡屬于滿足政府規定的資本金比例要求的投資項目，都是經過政府背書的資本金比例合規項目，從而能夠確保銀行等金融機構對國家審批或核準的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貸款的安全性。在實際操作層面，缺乏對基礎設施項目的技術經濟可行性及項目貸款可融資性的專業盡調和審查。

在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中，各類金融機構最具活力的業務領域，往往都是形形色色的各種“固收”業務，這類業務是金融從業人員隊伍最龐大、獲利最高、風險最小、金融工具開發最充分的金融業務，就其本質而言屬于債權融資業務。真正的股權融資業務在中國金融行業長期低迷不振。至于開發性金融機構發放的資本金貸款，更是直接以銀行貸款的方式為建設項目籌集所謂的資本金，以便能夠滿足項目資本金比例的最低要求，從而可以進一步為擬建項目籌集所需要的債務資金。至于通過發行政府專項債、一般國債及各類企業債券和公司債券等方式籌集具有債務性質的項目資本金，更是得到政府監管部門及金融機構的普遍認可和政策支持，使得大量的股權融資成為事實上的債權融資，并受到中國現行法規制度的有力支持和政策鼓勵。

（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導是降低資本金融資壓力

從1996年開始實施資本金制度以來，我國對資本金制度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思路都是降低資本金比例，并為各種債務資金能夠被合法地認定為項目“資本金”掃清政策障礙，充分體現了債權融資的思維主導，使得由投資者真實負擔權益投資風險的股權融資越來越稀缺，尤其是各類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更是如此。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我國借鑒國際經驗積極推動金融工具的創新發展。各種永續債及夾層融資工具籌集的資金，既具有股權融資的性質，也具有債權融資的性質，但在財務會計的處理中，均傾向于將其視為“股權資金”，以便能夠在會計報表中降低負債率，為新增債權融資留下更多的杠桿空間。至于基礎設施融資模式創新所使用的各種融資工具，如項目收益債、ABS和債權性類REITs等各種金融工具結構安排，均傾向于發行具有固定收益和信用保證特征的債權融資工具，將其歸為固定收益類金融工具，而不是強調其股權融資屬性。

在基礎設施融資的實踐活動中，各種融資方式雖然名義上是股權融資，但在融資方案的設計中往往都會通過明股實債、過橋兜底、固定回報、股權回購、收益補差、信用增級、抵押擔保等各種融資模式創新的操作技巧，將其轉變成事實上的固定收益類債權融資模式。

在正常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中，股權融資是債權融資的基礎，債權融資的風險最終應由股權投資者承擔。但是，由于中國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中的股權融資責任主體事實上的缺位，使得債權融資的責任主體同樣處于缺位狀態，各類名義上或實際上的基礎設施債權融資，最終的融資責任將主要由當地政府或國有企業融資予以解決，很少有基于項目自身未來現金流量進行追索的無追索或有限追索“項目融資”，且各類融資工具的資金回收期限較短。因此，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債權融資，其風險的追索對象都不是項目自身未來的現金流量，而是地方政府或其所屬國有企業，以及融資功能較強的中央企業和地方重點國有企業。在這樣的融資環境下，真正的私營資本以項目自身質量作為追索對象參與項目融資，基本上不具備實施的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每當出現下行壓力增大，都會依賴增加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通過提振基礎設施投資來維持經濟增長，而且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主導這些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融資活動，主要采用債權融資方式推動項目投資。真正由民營資本主導的基礎設施融資，無論是股權融資還是債權融資，皆因風險難以控制而影響其可融資性和資金的最終落實。

（三）加大負債融資力度成為穩投資的基本工具

2018年以來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呈現下滑趨勢。未來我國基礎設施穩投資任務的落實，尤其是為了加大基礎設施補短板的投資力度，仍然會沿襲主要采用加大負債融資的方式以彌補基礎設施融資缺口。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決定授權，經國務院同意，財政部于2019年提前下達2020年部分新增專項債務限額1萬億元，占2019年當年新增專項債務限額2.15萬億元的47%。2019年12月16日，財政部發布《財政部關于提前下達2020年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預算的通知》（財預〔2019〕179號），提前將1.5332萬億2020年均衡性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給全國26個省市區。這些債務資金下達到各項目公司，或者直接作為項目資本金，或者首先形成企業自有資金，然后以各種方式轉變成項目資本金，從而以此為基礎向銀行申請更大規模的信貸資金融資。

除了財政部門直接通過專項債等方式為建設項目補充資本金之外，中央銀行于2020年1月1日宣布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能夠釋放8000多億的流動性，從而配合專項債而提升銀行發放項目貸款的能力。2020年為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央財政進一步加大專項債的投放力度，進一步凸顯出我國基礎設施投資主要依靠債權融資進行驅動的基本特征。

二、債權主導基礎設施融資危害嚴重

（一）債權主導融資不利于實現項目績效目標

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其資金籌措的融資工具包括債權融資工具、股權融資工具，以及處于二者之間的夾層融資工具。股權主導融資和債權主導融資的財務屬性、結構特征、操作模式存在很大差別，會帶來截然不同的實施效果。當前中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動員方式中，真正的股權融資在推動基礎設施融資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導致基礎設施項目股權投資者實際缺位，即項目投資的真正所有者缺位，一方面由于基礎設施項目缺乏真正的責任主體，就會必然導致項目的運營績效缺乏責任主體，即資金的提供者僅關心項目投資的資金回收及固定回報的實現，而不關心如何通過實現項目的績效目標以規避融資風險，確保股權投資獲得合理回報及債權投資本金和利息的償還；另一方面，債權主導的融資模式，其融資責任最終必將轉嫁給各級政府及財政部門。

長期形成的政府兜底的心理路徑依賴，使得項目單位對債權融資本金和利息償還缺乏責任意識。由于項目資本金主要是通過債權融資來解決，股權投資處于事實上的缺位狀態，投資者對股權投資收益回報基本沒有期望和訴求，即對于通過項目運營績效及提高項目質量來規避股權投資風險的訴求不會抱有希望，這就使得項目運營績效目標的實現缺乏責任主體及項目治理結構的機制保障。

（二）債權主導融資推高融資固定成本

在債權主導融資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結構設計中，無論是債權融資還是股權融資，都追求固定收益和固定回報，追求短期內能夠回收投資，尤其是期望名義上的股權投資能夠盡快順利退出。債權融資以支付利息的方式實現固定回報，股權融資則以保證收益率，固定價格回購等多種方式實現固定回報。因此，主要采用名目繁多的各類固定收益類融資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基礎設施項目所采用的各種融資工具，名義上無論是項目資本金還是債務資金，本質上均屬于債務性質的資金。

債務性資金的突出特點，就是無論未來項目成敗如何，能否有效提供公共服務，都要事先鎖定項目的投資回報及融資成本。這樣，資金提供者對項目本身的質量不予關注，對項目可行性研究質量及決策科學性不予關注，對項目的運營方案及產出質量不予關注，唯一關注的是資金順暢退出及固定回報兌現，以及如何確保實現較高水平的固定回報。由于債務性資金實際占比過大，使得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成本高企并予以固化。在實際操作環節，項目資金提供方，無論是名義上的股權投資者還是債權投資者，對于降低融資成本缺乏動力，不利于選擇融資成本優化的資金籌措方案，必將加大項目周期的融資成本支出負擔。

由于資金提供方所追求的是固定回報，投資回報水平與項目的運營績效及基礎設施項目資產質量無關，無論是名義上的股權投資還是債權投資，均圍繞財務投資及固定回報而設計項目融資方案，必將導致對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的忽視。

在債權主導的項目融資模式下，實質性的債務資金所占比例過大。已經固化下來的融資成本，應對金融市場未來變動的能力較差，包括應對未來通貨膨脹及利息變動的靈活性不足，造成債務鏈斷裂及系統性支付風險加大，容易引發融資責任履行過程中的債務危機及系統性金融風險。對于基礎設施項目而言，這些負擔和風險都將以各種方式轉嫁給地方政府及未來的繼任者承擔。

債權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模式，使得真正的股權主導融資方式難以實施，不利于股權融資模式的創新，也不利于項目運行階段利用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基礎設施資產再融資，如發行公募權益類基礎設施不動產信托（REITs））等金融工具，不利于盤活存量基礎設施資產。

高額且固定的基礎設施債權融資成本，按照市場經濟的交易規則，以合作協議等契約方式將債務本金和利息的償付責任轉移給當地政府，而且還是提前鎖定未來基礎設施項目周期全過程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支付責任，加大地方政府未來財政支出壓力，累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不利于化解地方政府未來的債務風險。

（三）債權主導融資導致責任主體缺位

股權投資者是基礎設施項目資產的最終所有者。股權投資實際缺位，就意味著基礎設施項目資產的所有者缺位，也意味著基礎設施項目運作質量的責任主體及風險承擔者缺位。在債權主導的融資模式下，出資人僅關注資金投入的財務回報，而且還是有固定收益的財務回報，其資金投入的回報水平與基礎設施項目的資產質量及營運水平脫節，這就難以形成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項目治理結構，難以構建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項目特殊目的載體（SPV）結構，使得未來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公共服務缺乏責任主體。導致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特殊目的載體不是由合格的股權投資者來主導，而是由追求短期固定投資回報的財務投資人來主導，或者是由關注施工利潤的工程承包商來主導。

股權投資者實際缺位，本質上是項目公司的投資者及基礎設施項目長期合作伙伴關系責任主體缺位，從而難以形成基礎設施項目可持續的項目法人治理結構。主導組建基礎設施項目特殊目的載體的SPV，由于不實質性地關心基礎設施項目資產質量及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和效率，僅關注施工利潤或財務投資的盡快回收，從而使得特殊目的載體SPV的組建流于形式。

在債權主導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模式下，由于合格的股權投資者缺位，使得基礎設施項目的無追索或有限追索融資結構缺乏股權融資的支持基礎，從而使得基于項目未來現金流量的債權融資同樣無法實現。對于債權資金的本金和利息償還，將被迫主要依賴政府融資、企業融資，尤其是中央企業信用等負債融資，從而導向于對基礎設施項目的發起方及其母體進行追索，而不是將基礎設施項目未來資產質量作為追索對象，從而使得有關利益各方不關心基礎設施項目未來的經營狀況及資產質量，僅關心建設期對施工利潤的爭奪及前期投入資金的盡快回收，導致融資主體責任缺位。

三、積極推動轉向基礎設施項目股權主導融資

（一）強化股權主導的融資理念

基礎設施投融資模式及其演進過程，與整個國家的投融資體制、市場發育水平及國家法律法規制度建設等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基礎設施項目資金動員機制的演進，經歷了三個主要階段。一是建國后的前40年，即上世紀90年代以前，屬于財政資金主導的動員機制。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資金來源，主要由財政資金負責撥款投入。財政資金投資能力，決定著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和能力；計劃經濟手段在財政資金的資源配置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二是建國70年的后30年，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大力發展政策性銀行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基礎設施投資進行“撥改貸”改革，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通過債權融資為大量基礎設施項目籌集資金，促進了基礎設施跨越式發展，但基礎設施市場化融資機制不健全，基礎設施領域合格投資者群體能力嚴重不足，合格的股權投資嚴重缺位，逐步形成債權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動員機制。雖然從1996年開始全面推動實施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制度，在形式上要求經營性項目貸款必須首先滿足特定比例的資本金要求，但本質上仍然屬于債權主導的融資模式，并帶來一系列問題。

由于股權投資者缺位所引發的基礎設施項目所有者缺位、債權投資還本付息責任主體缺位而引發由政府財政最終承擔項目融資兜底責任，以及導致項目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和基礎設施項目公共服務績效責任主體缺位等問題，本質上均屬于所有者缺位及連帶各類責任主體缺位的問題。這類問題是計劃經濟向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具有共性的問題。

我國30年前開始推動實施的國營企業體制機制改革，核心問題就是通過現代企業制度建設，解決傳統的國營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通過組建國有資產管理專業機構，健全國有資本出資人責任制度，建立國有資本投資及運營公司，完善國有資本投資監管體制機制，目前已經比較順利地解決了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的問題。

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事實上的所有者缺位問題及其所造成的各種危害，尤其是過度使用債權融資杠桿為地方政府大量積累未來各種隱性債務等問題，必須通過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從債權主導向股權主導進行實質性路徑轉換，通過重建和完善項目法人治理體制機制，推動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投融資體制深化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

我國債權主導的基礎設施融資模式，不僅在國內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中普遍存在，在境外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中也處于主導地位。中資企業參與境外基礎設施項目，主要依靠中國的政策性銀行及商業銀行貸款解決項目的資金缺口，企業實質性股權投資比例很低。由于過多地使用債權投資，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債務風險缺乏實質性管控，相關風險已經受到國際社會及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的高度關注。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財政部發布《“一帶一路”債務可持續性分析框架》等研究成果，強調對借款國的債務風險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中資企業參與境外項目，更加強調通過股權主導的融資模式應用，更加關注境外項目自身的運營績效及資產質量，增加中國企業境外資產存量的盈利能力，更多地融入當地社會，建立更加長遠的雙邊及多邊合作伙伴關系。

境外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從債權主導向股權主導的悄然轉變，雖然難度很大，但總體方向正確。這種轉變是面對國際國內壓力所作出的正確選擇。對于國內基礎設施項目融資而言，由于地方政府經濟穩增長的壓力很大，政府隱性債務的透明度不高，經營性基礎設施融資從債權主導轉向股權主導的壓力仍顯不足，路徑仍會十分漫長。

進入“十四五”期間，中國已經完成“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全面推動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從“十四五”規劃開始，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的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深化改革也應實現重大突破，即積極推動從債權主導轉向股權主導及基礎設施項目融資的資金結構優化配置新階段。

（二）完善股權主導融資模式的配套政策

當前過度使用的債權主導融資模式，體現在政府主管部門的政策制定、金融機構的融資政策、項目參與各方的習慣共識等多個層面，是現有政策及制度環境下的博弈結果，已經形成非常嚴重的路徑依賴，且積重難返。將債權主導融資轉向股權主導融資，任務十分艱巨，需要完善各種相關配套政策。

要牢固樹立借錢必須償還的基本理念，強調債權融資必須建立在股權融資的基礎之上，強調借錢必須先有本錢的底線思維，強調沒有實質性股權基礎的債權融資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強調政府不會為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貸款承擔兜底責任，強調銀行等金融機構必須承擔獨立審貸責任和貸款決策風險，強調銀行不得通過剝離不良貸款等途徑將信貸風險轉移出去等等，這些基本要求應該在政府部門、金融機構、項目參與各方達成高度共識，并且要有剛性的政策制度體系予以確保執行。

推動進入股權主導的基礎設施融資新時代，強調應該重視合理的資產負債結構，首先要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以股權融資即資本金融資的名義所進行的各種債務性融資的變相操作行為。要強調資本金應該是投資者本身所擁有的非債務性資金，而不是投資者以固定回報的各種方式通過資本金融資而籌集得到的變相性債務資金。

政府主管部門對推動基礎設施投融資的相關政策中，應更加重視建立推動實質性股權主導融資模式得以落地實施，關鍵是要股權投資者能夠對未來取得合理的股權投資回報形成穩定預期，根本途徑就是要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徹底打破國有經濟及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的壟斷地位，厘清政府和市場作用的邊界，出臺鼓勵股權投資的相關激勵政策，而不是出臺便利于以股權投資的名義進行過度債權融資的各種解套性政策。通過促進股權主導的融資方式，激勵投資者更加關注項目運營及未來項目資產的質量，激勵利益相關各方建立面向未來的長期穩健的項目治理結構和運營機制，盡量避免各種債權主導的資金運作短期行為。

對于不同類型的權益性投資，要明確財政投資、政府直接投資、政府資本金注入及商業性股權投資的適用范圍及政策措施。要避免財政性權益投資對企業股權投資的擠出效應。相關配套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基礎設施投融資理念的轉變，注定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必須要有明晰的政策制度頂層設計，完善相關激勵及懲罰機制。

（三）穩健推動使用各種權益型及股權類金融工具

推動經營性基礎設施融資從債權主導轉向股權主導，除了完善配套政策之外，還要完善基礎設施項目股權融資機制和融資模式創新，穩健推動使用各種權益型及股權類金融工具。

對于基礎設施項目的權益類資金籌措，除企業股權投資、發行普通股和優先股、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投入的本級預算資金、政府專項基金、上級政府的補助資金等各類財政性資金、企業實收資本或權益型投資基金等各類股權投資之外，還應采取有效措施，普及各種權益型及股權類金融工具應用，推動實現股權主導型基礎設施融資模式創新。

使用各種權益型及股權類金融工具進行股權融資模式創新，要避免以股權融資之名行債權融資之實，確保所籌集資金不得具有下列情形：（1）存在本息回購承諾、兜底保障等收益附加條件；（2）當期債務性資金償還前，可以分紅或取得收益；（3）在清算時受償順序優先于其他債務性資金。

權益型及股權類金融工具的使用，可以考慮如下方式。

1.投資股權的銀行理財產品

中國銀保監會于2018年9月26日發布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銀保監會令2018年第6號）規定，“理財產品是指商業銀行按照約定條件和實際投資收益情況向投資者支付收益、不保證本金支付和收益水平的非保本理財產品。”這類資金具有股權特征，可作為股權資金籌措的一種方式。在項目操作實踐中，可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股權的銀行理財產品進行基礎設施項目股權融資。銀行理財產品通過合規方式向項目公司進行股權投資，形成項目資本金。

2.股權投資類信托計劃

信托業務包括事務管理類（通道類）和非事務管理類（非通道類）兩種基本類型。其中，非事務管理類信托業務又可劃分為投資類和融資類兩類信托業務。投資類信托業務主要包括證券投資、非公開市場金融產品投資和非上市公司股權投資，因不預設收益率而具有股權資金的屬性。在項目融資實踐中，可通過股權投資類信托計劃籌集項目資本金。信托公司通過設立股權投資類信托計劃對項目公司進行股權投資，形成項目資本金。

3.私募股權投資基金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發起設立，面向合格投資者募集，包括契約型、合伙型和公司型私募股權基金等基本類型。在項目融資實踐中，可通過合規設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并向項目公司進行股權投資，形成項目資本金。

4.永續債

永續債是介于普通優先級債務與普通股之間的混合資本工具，具有債務和股權雙重特性。發行方式以國家發展改革委審批的“可續期企業債券”和銀行間交易商協會注冊的“長期限含權中期票據”為主，并包括信托及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發行的永續債信托計劃和永續債權投資計劃。永續債因債務人在產品期限、贖回、利息遞延支付及流動性管理等方面具有較大自主性，償付順序低于擔保債務，但高于優先股和普通股。在會計處理中計入權益科目，有利于高負債企業降低杠桿率。這類資金的權益屬性較低，不應大量使用并將其視為項目權益資金。

5.股東借款

《中國銀監會關于信托公司開展項目融資業務涉及項目資本金有關問題的通知》（銀監發〔2009〕84號）規定，股東借款（股東承諾在項目公司償還銀行或信托公司貸款前放棄對該股東借款受償權的情形除外）不得充作項目資本金。在股東承諾股東借款的受償權劣后于銀行或信托公司貸款的情況下，股東借款可以作為資本金。金融機構可進行投貸聯動運作，通過股東借款籌集具有一定權益性質的項目資本金。由于這類資金的權益屬性較低，不應大量使用并將其視為項目權益資金。

6.可轉換債

可轉換債是指債權人可以按照發行時約定的價格將債券轉換成公司普通股權的債券，是公司普通債券與證券期權的組合體，擁有在未來以一定價格獲得公司股權的權利。其債權性可以保障債務人的清算求償權優先于公司股權。在會計處理中計入權益科目，有利于發揮其債務性融資和權益性融資的雙重功能，使債務人在融資方式、融資性質和融資時間上更具有靈活性。由于這類資金的權益屬性較低，雖然當前我國的會計制度允許將其視為權益資金，但不應大量使用并將其視為項目資本金。

（四）做好公募權益性REITs產品發行試點工作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將特定資產予以證券化，以發行受益憑證方式募集資金，可分權益型（Equity）REITs，抵押型（Mortgage）REITs和混合型（Hybrid）REITs等不同類型。不動產權益類REIT進入資本市場流通，具有按期分紅、上市流通等特征。基礎設施公募REITs基金嚴格限制資金投向新項目開發，只能用于收購與持有基礎設施不動產。REITs借助資本市場的嚴格管控，使其成為具有收益性、安全性、穩定性、長期性與增值性的金融產品。REITs產品持有者通過按年分紅、資產增值、股票溢價等方式獲得年化收益率較高的投資回報。其收益率不僅能夠跑贏通脹，而且比理財、債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年化收益率更高，是值得長期持有的優質股權類金融產品。

REITs能夠有效盤活存量資產，促進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優先支持基礎設施補短板行業，包括倉儲物流、收費公路等交通設施，水電氣熱等市政工程，城鎮污水垃圾處理、固廢危廢處理等污染治理項目，以及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高科技產業園區、特色產業園區等領域。這些領域的基礎設施資產過去主要以借款方式存在，通過公募REITs轉化為權益型直接融資，是推動實施股權主導融資模式的重要途徑。

我國當前資本市場固定收益類金融工具品種眾多，過去我國推動實施的類REITs金融產品，多為固定收益類債權性金融工具。基礎設施公募REITs堅持權益導向，有利推動實施經營性基礎設施融資從債權主導轉向股權主導，推進資本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基礎設施投融資體制機制深化改革，因此要做好公募權益性基礎設施REITs產品的發行上市工作。